新翰征地拆迁律师团

强拆底气从何而来

   近日，重庆恒耀集团与四川音乐学院在成都开展项目合作过程中，因投资经营的“成都城市音乐酒店”拆迁赔偿问题难以与拆迁方协商一致而起诉到法院。然而，令重庆恒耀集团意想不到的是，在法院受理立案后，该酒店却遭到了暴力强拆，酒店大楼及办公区内的设施设备、财务凭证，包括职工个人物品大部份被毁损。无独有偶，位于成都市二环路东二段的“美麓酒店”在两年前也遭到突然强拆。据媒体报道，2014年7月22日凌晨3点多钟，大约300多人手持铁锹、棍棒冲进该酒店强行将50多名酒店员工和200多名旅客驱赶出酒店，随后，多台大型挖掘机将酒店夷为平地。据报道称，“美麓酒店”被强拆之前法院已两次开庭审理其纠纷，发生争议的“美麓酒店”突然被强拆让法官大跌眼镜，难以置信，连问三次“是真的吗”。

　　拆迁本来是可以好说好商量、合理合法的进行，实在谈不拢，说不到一块，走诉讼程序也是明智之举。但成都市这两起强拆事件却是在法院立案后发生，这说明什么呢?纵观历年来发生的强拆事件不难看出，许多违法拆迁甚至暴力拆迁背后往往都有着权力的影子。

违法强拆发生后，只要没死人没引起社会动荡就不会被追责，由此造成上行下效的恶劣模仿效应。正如发生在成都市的两起强拆事件，因为“美麓酒店”被强拆之后没有人被追责，更谈不上受处分，才导致两年之后“成都城市音乐酒店”被肆无忌惮地强拆。

他们何来的强拆底气，又何来的强拆惯性逻辑?强拆“成都城市音乐酒店”是因为成都“一号工程”之需，有了这个“尚方宝剑”在手，别说强拆一栋酒店大楼，强拆半个城池又有何不敢?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发生在2009年11月成都市金牛区的“唐福珍自焚事件”。在面对政府不断逼近的强拆队伍时，唐福珍一次又一次举起油桶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，试图以此阻止强拆队伍靠近，达到对话协商解决拆迁争议问题的目的，但她的“过激”举动并未引起现场官员的重视，最终迫使她选择在自家天台上点火自焚。 “唐福珍自焚事件”的发生，肯定不是因为唐福珍本人想死，也不是因为现场的政府官员多么勇敢地想“拆出一条血路”来，而是他们身后有个别领导只要政绩不管“政疾”的庇护，否则那些在现场“执法”将唐福珍逼上绝路的官员们，哪来那么大胆子敢于漠视一条鲜活的生命在眼前消失?

　　需要追问的是，在规范政府强拆行为的法律法规日益完善的背景下，为何各种形式的非法强拆行为还在继续发生?从根本上说，还是由于对违法强拆行为惩罚性机制跟不上。从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多起强拆事件来看，除了引发群体性或极端事件外，因违法强拆被追究刑事或行政责任的可谓九牛一毛少之又少。

　　法治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。关于征地拆迁，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已经相当完备，关键在于各地要真正落实法律规定，对于违法拆迁行为给予严惩，发生一起严查一起，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法治思维欠缺的党政官员对法治产生敬畏感，真正做到令行禁止。

　　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“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、推动发展、化解矛盾、维护稳定的能力。”将拆迁纳入法治轨道，本是法治时代的基本常识。但从一些强拆事件看，少数领导干部仍然缺乏法治思维，或者知法犯法，只看政绩，不管“政疾”。

　　我们寄希望于法律法规完善来彻底清除非法强拆，可能不是很现实。但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，违法强拆发生后将其迅速导入法治化解决程序，对击穿底线的“非法治”行为保持零容忍态势，应是起码的法治践行行为。

文章来源：山西新闻网